编者按：
百年党的统一战线史，留下了无数携手同心的经典故事。如果文物会说话，那一张张老照片、一个个老物件、一座座旧址故居……历经岁月洗礼，依然在讲述着中国共产党广交朋友、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故事，浓缩了厚重而灿烂的统战历史文化。“统战新语”推出“以物述史”栏目，让文物开口说话，讲述中国共产党团结引领统一战线各界人士风雨同舟共同奋斗的故事，从历史中汲取新时代不懈奋进的力量。
图为周建人保存的1949年9月新政协筹备会编印的《国旗图案参考资料》。
旗面为红色，长方形，左上方缀五颗黄色五角星，一星较大居左，四星环拱于大星之右——这是人们今天熟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样子。
它是由谁设计的？又是如何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在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的中国民主促进会（以下简称民进）展厅里，一份《国旗图案参考资料》记录了五星红旗从38个备选图案中脱颖而出的故事。
图为入选《国旗图案参考资料》的38幅国旗图案。
1949年6月5日，为了做好协商建国的准备，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第二天晚上，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举行，民进主要领导人马叙伦被任命为第六小组的组长，主持国旗、国歌、国徽的拟定工作。
马叙伦是民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也是著名的教育家、语言文字学家。1948年，他秘密离港“北上”，参加新政协筹备会。除他以外，第六小组还有开国元勋叶剑英、著名作家沈雁冰（笔名茅盾）等人。
虽然成员中不乏“大家”，但国旗并不是由他们“闭门造车”创作出来的。7月4日，第六小组举行了第一次小组会议，这次会议拟定了《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草案）》，很快，征集启事便被刊登在《人民日报》等媒体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国旗设计稿纷至沓来。
图为《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草案）》，注明了国旗的设计应彰显中国特征、以红色为主。征求启事经周恩来修改后，又向毛泽东、朱德、李济深、张澜等新政协筹备会常委广泛征求了意见。
据统计，在短短一个月内，第六小组便收到了约2000件国旗设计稿，既有来自原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吴玉章这类“大家”的投稿，也有小学生交来工工整整的图案，甚至还有23件是远在美洲的华侨寄来的。
8月24日，稿件申请截止后，第六小组召开了第三次会议，马叙伦告诉大家今天要把符合标准的国旗图案拿来挑选一下。为了确保专业性，小组除了最初的成员，还聘请了画家徐悲鸿、建筑学家梁思成和诗人艾青协助筛选。
在筛选的最初阶段，后来被确定为中国国旗的“复字第32号”其实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
“复字第32号”的设计者叫曾联松，读书时曾选修过美术。看到报纸上的征稿启事后，他创作了这幅作品。
在曾联松的初稿里，大五角星内有一个镰刀铁锤的图案，象征着工人和农民，但实际上，为了避免与苏联国旗过于相似，大多数包含这一图案的设计稿都未能进入复选。
第四次会议后，第六小组删掉了曾联松初稿里的镰刀铁锤图案，将修改稿纳入《国旗图案参考资料》，并把这份包含精心挑选的38幅国旗设计稿的小册子分发到每位代表的手上，以进行全体分组讨论。
图为曾联松设计的初版国旗图案。
9月23日，全体政协代表分为11个组讨论国旗的方案，但在讨论中代表们各执己见，最终也没有得出一个结果。
由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预计将于9月30日闭幕，时间紧迫，第六小组秘书彭光涵将会上的讨论情况写了个请示报告交给周恩来。据彭光涵回忆，当天晚上，他在办公室工作时，周恩来曾询问他到底哪个图案代表意见比较一致，他回答：“一颗大五角星加一条黄杠的图案赞成意见较多，但反对的意见也不少……大家比较欣赏的‘复字 32 号’，这个五星红旗图案，但是有人不赞成用四个五角星代表四个阶级，总的看，五星红旗的图案比较好，容易通过。”于是，周恩来便让彭光涵根据“复字32号”绘制一幅大一点的图案，并制作一面大旗交给他。
两天后，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座谈会，听取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问题的意见，邀请了马叙伦、徐悲鸿等人参加。最终，大多数人都对“复字32号”国旗方案表示认可。
9月27日，经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议，五星红旗被确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此后，马叙伦又建议将10月1日定为新中国国庆日，并继续主持设计国徽事宜。